BMJ Best Practice

病史和查体

关键诊断因素

常见 查看所有

既往有静脉血栓栓塞、易栓症、恶性肿瘤、手术后、外伤以及中心静脉置管

这些都是血栓栓塞的主要危险因素。

慢性内科疾病、轻瘫、年龄增加、肥胖、含雌激素的避孕药和 HRT、静脉曲张、妊娠和产后 6 周、一级亲属有 VTE 病史、长时间旅行和入院接受重症监护治疗

这些是其它的较弱的静脉血栓栓塞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强 查看所有

既往静脉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或肺栓塞 [PE]）

既往静脉血栓栓塞是新发静脉栓塞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在高危条件下，既往有静脉栓塞的患者发生新的静脉栓塞的概率是没有静脉栓塞病史患者的8倍。[15] 在一组病例对照研究中，有既往静脉血栓栓塞病史的患者再发静脉栓塞的概率增加了 4.7 倍。[16] 既往有2次或以上静脉栓塞病史的患者有极高的复发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存在明确引起静脉栓塞诱因（如手术）的患者，其复发风险低于没有明确危险因素的患者。

血栓形成倾向

许多容易引起血栓的病因与静脉血栓栓塞复发有关。对于不同的易栓症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各不相同。在后天获得性易栓症中，抗心磷脂抗体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两倍，而狼疮抗凝物则增加 5.6 倍。[17] 对于遗传性易栓症，家族性研究发现的风险明显高于病例对照研究。对于抗凝血酶、蛋白 C 和蛋白 S 缺乏，其导致血栓形成的风险在病例对照组中增高 1.7~6.5 倍，而家族性研究中增高 5.0~42.8 倍。对于凝血因子 Ⅴ Leiden 突变（杂合子），其导致血栓形成的风险在病例对照试验中增加 5-10 倍，在家族性研究中增加 2.5-16 倍。对于有凝血酶原突变的患者，其血栓形成的风险较无突变的患者高 3 至 4 倍。[17] 同时合并易栓症和纯合子基因比单独患有易栓症或杂合子病变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显著增加。[17]

恶性肿瘤

关于恶性肿瘤和静脉栓塞之间的联系已有相当多的报道。与非肿瘤患者相比，肿瘤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高4~7倍。[18][19]

根据肿瘤的类型、分期和化疗药物，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各不相同。[20][21] 不同的研究发现，与静脉栓塞相关性最大的肿瘤类型有所差异。在涉及9 00万住院患者的研究中，与静脉栓塞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肿瘤包括子宫癌、神经系统肿瘤、卵巢癌和胰腺癌。[20] 诊断时癌症分期高是确诊后第1年内发生静脉栓塞的强独立危险因素。[21] 采用化疗药物治疗会进一步增加静脉栓塞的风险。[22][23] 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化疗药物使癌症患者静脉栓塞的风险增加6.5倍。[24] 患者使用沙利度胺、来那度胺和化疗药物或地塞米松时发生静脉栓塞的风险明显增加。[25]

术后情况

手术是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强危险因素。根据一般统计，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4~22倍。[17][24] 某些特定的手术（如骨科手术）引起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高于其他手术。

外伤

外伤是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强危险因素。在病例对照研究中，近期外伤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升高13倍。[24]

内置的中心导管（上肢或下肢）

当静脉管腔被占据，导致血液流动受阻时，发生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的概率明显增加。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中心静脉导管和经静脉起搏器使发生肺栓塞或上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增加5.5倍。[24] 类似地，股静脉置管也会导致危重患者髂股深静脉血栓形成。[26]

丧失活动能力

疾病使住院患者的负担明显增加，而住院期间缺乏活动使他们成为发生静脉栓塞的首要好发人群。如果没有血栓预防，那么住院的患者中发生静脉血栓的概率在药物治疗的患者中为10%~20%，普外科患者为15%~40%，而骨科患者为40%~60%。[3][4]

弱 查看所有

骨髓增生性疾病

一些研究发现，骨髓增生性疾病与静脉血栓（特别是腹腔血块）发生的风险存在统计学关联，但也有研究未能得出此结果。[27][28][29]

充血性心力衰竭

通常认为充血性心力衰竭是静脉血栓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也有2项研究在多因素分析时未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7][19][2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非静脉血栓栓塞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因为目前有相当多研究认为二者的发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9][29]

炎症性肠病

患有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 和溃疡性结肠炎等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 (VTE) 的风险增加 3 倍，[30] 但并没有其他研究予其证明。[29]

肢体轻度瘫痪患者的神经系统疾病

此类疾病常常导致无法活动，因此是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重要危险因素。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下肢瘫痪可以使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3倍。[24]

年龄增长

年龄每增加10岁，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概率增加1.7~1.9倍，因此年龄增加也是独立危险因素。[18][31]

肥胖

肥胖与静脉血栓栓塞的关系存在争议。在心脏与雌激素/孕激素替代治疗研究 (Heart and Estrogen/Progestin Replacement Study,HERS) 中，并未发现任何联系，但在护士健康研究 (Nurses' Health Study) 中，发现 BMI>29 kg/m² 的人群 PE 的发病率增高 2.9 倍。[19][32]

包含雌激素的避孕药、激素替代疗法 (HRT) 和雄激素剥夺治疗

许多研究显示激素治疗是静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因素。相比较未使用激素的同龄人群，使用避孕药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2~4倍。[33] 服用避孕药的第1年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最高。[34] 绝经后使用激素替代治疗也会使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2~3倍。[19][35] 激素替代治疗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绝对风险明显高于避孕药，这是因为停经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基础风险就高于年轻女性。[36] 在一项研究中，接受雄激素剥夺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的 VTE 风险增加了 84%。[37]

静脉曲张病史

许多研究的结果报道不太一致， 其中一项研究显示静脉曲张使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增加2.6倍。[38] 另一项研究中，静脉曲张引起的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年龄有关。其中，45岁左右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4倍，60岁的风险增加2倍，而75岁的风险无增加。[29] 在Framingham的研究中最后指出，尸检结果显示静脉曲张并非肺栓塞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39]

妊娠/产后

在西方国家，肺栓塞是妊娠期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40] 许多研究显示妊娠是静脉血栓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36][41] Sirius研究显示，妊娠使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11倍。[42]

长途旅行

似乎长期旅行对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没有什么影响。[43] 一项单变量研究结果显示，门诊患者长时间旅行发生深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增加2.4倍。[42] 长时间飞行（大于8~10 h）与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密切相关。[44] 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显示长时间旅行与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有明显联系。[45]

小腿固定

有小腿外伤和因小腿石膏绷带或支架固定无法移动的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一项纳入了 8 个随机对照试验的 Cochrane 评价发现，对于无法移动小腿的患者来说，每天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相对于不使用预防措施或使用安慰剂的患者来说，可将症状性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降低 60%。[46] 但是，通过筛查性静脉造影术或超声检查所确定的这些研究的主要结局（包括无症状性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及一项临床试验，并未显示低分子肝素有益于症状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47] 因此，对无法移动小腿的患者，目前并不推荐常规进行血栓预防。[48]

一级亲属有 VTE 病史

在瑞典的一项研究中，对于父母有 VTE 病史的患者，其特发性 VTE 的复发性住院治疗的风险为 1.20（95% 置信区间 [CI] 为 1.10–1.32），而对于兄弟姐妹有 VTE 病史的患者，该风险为 1.30（95% CI 为 1.14–1.49）。父母均患 VTE 的患者的复发性 VTE 住院治疗风险为 1.92（95% CI 为 1.44–2.58）。[49]

入院接受重症监护

根据 2012 年版的美国胸科医师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指南，症状性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每 1000 例患者中约 58 例，肺栓塞的风险为每 1000 例患者中约 42 例。这些风险因既有的内科疾病、急性疾病的性质以及是否曾经施行手术、是否置入导管和是否接受麻醉而异。[50]

使用此内容应接受我们的免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