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发症
| 并发症 | 时间表 | 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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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相关性恶心和/或呕吐 |
短期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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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用于治疗乳腺癌的化疗药物有低到中度的致呕吐潜能。中等致呕吐潜能的药物包括多柔比星、表柔比星和环磷酰胺。[256] 最新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止吐剂使用指南建议对正在进行治疗的患者使用由糖皮质激素、5-HT3 拮抗剂和阿瑞吡坦组成的 3 药方案。[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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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相关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热 |
短期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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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化疗疗程给药后约 10~14 日，白血球计数降至其最低点。 在最低点期间，重复感染的可能性最高。leukocyte count 白血球计数的大幅下降极可能出现在大剂量的化疗、TAC（多西紫杉醇、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以及 FEC-100（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和环磷酰胺 100）化疗方案中。[258] 有些数据表明 BMI 影响毒性，肥胖患者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嗜中性粒细胞减少事件出现更少。[259] 在这种情况下，给予白细胞 (WBC) 生长因子有助于降低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热导致的住院治疗风险。 [ 获取培养标本后，可开始抗菌治疗；低风险患者可接受口服药物治疗，但高风险患者可能需要住院及静脉抗生素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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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化酶抑制剂相关性骨质减少/骨质疏松症 |
长期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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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绝经后女性雌激素水平的持续抑制，芳香化酶抑制剂能够使骨再吸收，进而增加骨质减少和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在 ATAC（阿那曲唑、他莫昔芬的单独或联合）研究中，在阿那曲唑治疗 2 年后，腰椎 BMD 平均流失 4.1%，髋关节 BMD 平均流失 3.9%。[220]因此，应鼓励患者在服用芳香化酶抑制剂时增加承重锻炼和钙剂补充。 另外，双膦酸盐在其中的作用仍需继续研究。例如，Z-FAST（唑来膦酸-来曲唑辅助手术试验）研究让用来曲唑治疗的患者随机接受提前或延迟的唑来膦酸治疗。延迟组在 T 分数降至 2.0 以下或当出现非外伤性骨折时开始唑来膦酸治疗。在第 12 个月，提前组的腰椎 BMD 比延迟组的高 4.4% (p ＜0.0001)，且髋关节BMD 高 3.3% (p ＜0.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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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关性血管舒缩症状 |
长期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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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舒缩症状（包括热潮红、易激惹、睡眠改变和阴道干燥）可能因卵巢早衰而出现，而导致卵巢早衰的原因包括细胞毒疗法、他莫昔芬引起的激素阻滞或芳香化酶抑制剂引起的雌激素和雌酮水平消耗。5-羟色胺水平（绝经期女性的 5-羟色胺水平较低）可能与这些症状相关。乳腺癌生存者的双盲试验对文拉法辛（一种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进行了研究。它使血管舒缩症状减少 61%（与仅用安慰剂减少的 27% 相比）。[276][277]然而 SSRI 也阻断负责将他莫昔芬转化成其活性代谢物 (去甲基他莫昔芬) 的 2D6 酶。尤其是已发现氟西汀和帕罗西汀的等药物可降低去甲基他莫昔芬的水平。[278]对于对 SSRI 没有反应或不能服用 SSRI 的患者，可选择其他方式治疗血管舒缩症状，包括加巴喷丁（将乳腺癌女性的热潮红降低 48%，与安慰剂降低的 23% 相比）、可乐定（每日将热潮红降低 2.2，与安慰剂每日降低 1.2 相比）和针灸。[279][280]黄体酮醋酸甲地孕酮可有效减少乳腺癌患者的血管舒缩症状。与治疗相关的潜在风险仍然未知。[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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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水肿 |
长期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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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水肿可能出现于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为降低淋巴水肿的风险，可进行预防性运动，例如双手颈后相交、腰后相交、头顶相交及正前方相交。[271][272] [ 一项用于治疗淋巴水肿的可降低充血的淋巴治疗随机试验将进行日常人工淋巴引流和包扎后再穿弹衣服与仅穿弹力衣的疗效进行了对比。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比较试验开始时至6 周后肿大手臂体积降低的百分比，发现两组体积降低 50% 或更多，但无组间无差异。[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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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烷相关性周围神经病 |
长期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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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烷，例如紫杉醇和多西紫杉醇，呈剂量和给药顺序依赖性，与周围感觉神经病变相关。曾用于治疗该并发症的药物包括三环抗抑郁药（例如米替林）、加巴喷丁和文拉法辛。[274][275]另外，有明显运动或感觉神经障碍的患者应转诊至理疗科，理疗科医生可教患者行力量练习和平衡训练以降低受伤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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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昔芬相关性子宫内膜癌 |
长期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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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S-I（国际乳腺癌干预研究-1）预防试验显示接受他莫昔芬的治疗的女性其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增加 2 倍，但无明显统计学意义。[51]NSABP P-1 试验还在他莫昔芬治疗的女性中发现了 4 例子宫肉瘤。因此，在他莫昔芬治疗开始、期间及完成后均有必要进行密切的妇科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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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相关性卵巢衰竭 |
存在差异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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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后卵巢衰竭的发生率随着进行化疗给药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261]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经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氟尿嘧啶 (CMF) 化疗后年轻患者组出现卵巢衰竭的平均百分比为 40%，老年患者组出现卵巢衰竭的平均百分比为 76%。 解决困扰年轻女性完成乳腺癌根治性化疗后不孕问题的机制包括新型治疗方法，例如卵巢抑制（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 激动剂）、卵巢固定术和低温贮藏卵母细胞。 使用 GnRH 激动剂的理论基础源于化疗药物（例如环磷酰胺）会对卵泡造成一个周期的损伤，进而导致垂体促性腺分段，从而进一步刺激卵泡并将其他生殖细胞组织置于风险之下这一理论。因此，通过在化疗期间使用 GnRH 激动剂抑制性腺活动可潜在保存卵巢功能。两项初步研究已证明，在未绝经女性中使用 GnRH 激动剂联合辅助化疗可高效保存卵巢功能，报导称化疗后月经恢复。[262][263]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西南肿瘤组 (Southwest Oncology Group) 和德国乳房小组 (German Breast Group) 的试验正在进行中。[264]但肿瘤学的该领域仍继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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蒽环类药物相关性心肌病 |
存在差异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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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柔比星诱发心肌病的可能性随着所接受的多柔比星累积剂量的升高而升高，其中 400、550 和 700 mg/m^2 分别与3%、7% 和 18% 的患者发展心肌病对应。[265]表柔比星相关性心脏毒性风险被发现出现于明显低于之前认为的累积剂量 (900 mg/m^2)。[266]且在接受曲妥珠单抗（无论是序贯还是联合治疗）的患者中，该风险会增加。[136] 因此，应密切监测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患者的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输注蒽环类药物可能会减少心脏毒性的风险。[267]此外，输注右雷佐生（一种结合铁的乙二胺四乙酸螯合剂）可降低蒽环类药物诱发的 CHF 的风险。[268]如果所有措施采取后该患者仍然出现蒽环类药物诱发的 CHF，则有必要按心脏病学科指南对患者的心脏疾病进行医学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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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相关性白血病 |
存在差异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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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BP 试验的数据显示，用标准 AC（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治疗后，急性髓性白血病 (AML) 和/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累积发病率为 0.21%；该发病率在接受加强化疗方案的患者中增加至 1.01%。[269] 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 (SEER)-医疗保险数据库的数据综述发现了略高的风险；任何乳腺癌辅助化疗后 10 年发展 AML 的绝对风险为 1.8%（而未接受化疗的女性的这种风险为 1.2%）。[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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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昔芬相关性深静脉血栓 (DVT) |
存在差异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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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BP P-1 乳腺癌预防试验发现他莫昔芬会增加 DVT 的风险，尤其是对于 50 岁以上的女性。[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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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昔芬相关性肺栓塞 |
存在差异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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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BP P-1 乳腺癌预防试验发现他莫昔芬会增加肺栓塞的风险，尤其是对于 50 岁以上的女性。[51]例如，在 50 岁以上的女性中，他莫昔芬与 2.16 的肺栓塞相对风险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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