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2型糖尿病的发生可能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培养的。 主要病原学因素是肥胖、子宫内环境、出生体重、儿童早期营养、青春期、性别、种族、遗传等,均在胰岛素抵抗和早期诊断的儿童2型糖尿病中起一定的作用。[6][29] 早产儿及巨大儿也是儿童肥胖、代谢综合征及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30][31]
肥胖
近期儿童 2 型糖尿病患病率快速增加的最可能原因是环境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肥胖患病率的不断增加。[29]
多数儿童在诊断为 2 型糖尿病时有超重(体重指数 [BMI] 处于相应年龄和性别儿童的 85%-95%)或肥胖(BMI>95%)。
脂肪组织局部分布导致的胰岛素抵抗较总体性肥胖严重。[35] 内脏脂肪比皮下脂肪新陈代谢活跃,易生产脂肪因子,导致胰岛素抵抗。[36]
在子宫内环境
在亚利桑那皮马印第安人群中的研究发现,母亲患妊娠糖尿病时所生儿童与其母尚未患糖尿病时所生的兄弟姐妹相比,其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3.7倍。[37]
出生时体重和儿童早期营养
低体重出生儿与后天患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受损或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提示是子宫内环境可能限制 β 细胞功能,诱导外周组织产生胰岛素抵抗。[38]
目前,低出生体重与儿童患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受损及向心性肥胖的相关性,是由产前生长抑制和子宫内营养受限造成的,还是由出生后体重快速增长造成的,亦或由上述因素共同造成的,尚无定论。
有建议提出,婴儿时期进行母乳喂养可防止儿童患2型糖尿病。[41] 与人工喂养相比,母乳喂养减少肥胖儿童相对危险度达20%。[42] 其部分原因实际上是减少婴儿体重的增加,在婴儿发育的重要时期提供更合理的热量摄取,而人工喂养可能引起过度喂养所致的肥胖。
青春期
诊断2型糖尿病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3.5岁(青春期阶段)。[24]
与前青春期儿童或年轻人相比,青春期与胰岛素抵抗相关,反映在口服或静脉输注葡萄萄糖后胰岛素峰值增加2-3倍和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处理能力下降30%。[33]
在已存在胰岛素抵抗的基础上,青春期可能加剧 β 细胞衰竭。[33]
性别
国与国之间的性别比率不同。 美国女性患糖尿病较男性多,尤其是本土北美人(4:1至6:1),非洲裔美国人(1.7:1) ,墨西哥裔美国人(1:1)。[23]
种族
尽管不同国家的种族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全球中印度-亚洲人的种族背景风险最高。[13] 与白种儿童比较,这些印度-亚洲人的祖先患肥胖、胰岛素抵抗、代谢紊乱的年龄较早,与同BMI的人相比,中心性肥胖的趋势更明显。[14]
校正体重、年龄和青春期等因素后,与白种儿童相比,黑人儿童及青少年口服葡萄糖后胰岛素的反应较大显示了种族差异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
遗传易感性
炎症因子及激素是由过剩的脂肪组织所分泌,在细胞水平上,对胰岛素敏感的组织对胰岛素反应降低。[35] 胰岛素抵抗是T2DM发展的第一步。
内脏脂肪比皮下脂肪新陈代谢活跃,易生产脂肪因子,导致胰岛素抵抗。 内脏脂肪的含量直接与基础及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水平相关,与胰岛素的敏感性呈负相关。[45] 抽脂去除成人的皮下脂肪组织并未明显改善脂肪因子、胰岛素敏感性及其他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血脂异常),因此应重视脂肪分布的部位。[46]
在疾病早期,由于胰岛素抵抗,胰岛 β 细胞代偿性分泌胰岛素增加。 最终,代偿性 β 细胞功能衰竭,葡萄糖耐受不良进展。 β 细胞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以在细胞水平实现合适的血糖利用率,是从胰岛素抵抗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
儿童2型糖尿病中有15%-30%是免疫相关的2型糖尿病。 与糖尿病特异性抗体阴性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相比较,糖尿病特异性抗体阳性的患者一般无超重,更年轻,更需要胰岛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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